专访江章平：有思想的诗者

受访嘉宾简介：江章平，笔名涂鸦童子，诗人，国文社诗歌指导，代表诗歌集《我想起那位昔日英雄》等。

主持人：江章平老师您好，这里是由红香阁文学网主办的新浪微博名人访谈栏目《文艺微访谈》，我是主持人刘恩帅，很高兴进行对您一次专访，第一次认识到您，是在国文社的群里，那时候您才出版了一本个人诗集——《我想起昔日的那位旷世英雄》，说实话，这本诗集一下子吸引到了我,的除了诗集本身，我更想了解一下这本诗集背后的故事，那您能先讲讲你写这本诗集的经历吗？

江章平：我只是在九十年代初上大学时才开始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写出的第一首十四行诗便是这首《我想起昔日的那位旷世英雄》，当然后来对这首诗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那时自己正经历着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虽然这段恋情最终不了了之，却留下了终生的烙印。在这首诗中我写道：“他在湖畔弯弓搭箭，射下九个太阳/却射不来那轮明月，驻留心房。”应该说这既是后羿的悲剧，也是我个人的悲剧。
我的许多诗歌都流淌着如许的感慨，所以谁如果对我说诗歌应该摒弃情感，对这样高明的诗歌理论我从来是嗤之以鼻的。譬如我童年时代曾经种下一株只开花而无法结出果实的公桃树，虽然我对这株桃树寄寓了很多的期望，但最终却也没有结出像样的果实来，后来看到冯至先生写的一首诗《无花果》，我便有感而发写出了一首《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在诗歌结尾处我写道：“也曾如桃花一般炽烈地相爱过/也曾努力抗争写下悲怆的诗行/半世辛苦遭逢，半生上下求索/却从不曾结出像样的生命果实。”



主持人：《我想起昔日的那位旷世英雄》是您的十四行诗选代表作品，是一部非常唯美的诗集，让很多读者捧在手掌上读起来都舍不得放下。那我想问问江章平老师，您对您的诗集是怎样评价的呢？

江章平：我觉得诗歌应该是审美的，而不是审丑的。闻一多先生在《死水》一诗中写道：“不如让给丑陋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如果我们的诗人听任“丑陋”来开垦诗歌世界，不仅白痴，更是荒谬透顶。不过说到底，我的诗歌仍然还只是小众的，一方面当下之中国是一如凤姐之流的诗人们的天下，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人们并不敢真正相信精神层面的内容，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政策譬如出版发行制度就是一个怪胎，存在着巨大的制约因素，因此能够欣赏到我的诗集的读者仍然只是少数。
我的诗集至少是审美的，敢于正视自己的情感，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国诗歌事实上已走进了谷底，亟需要闯出一条新路来，我想在这方面我还是做出了自己有益的尝试的。

主持人：之前看到您在网上发表了很多的诗歌理论，其中有一个就是《现代诗歌是如何洗脑的》文章，您说“现代派诗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制约”、“让我想到了西方中世纪那种暗无天日的禁欲主义思潮”等言论，对此会有人感到困惑，您能讲讲您对当代诗歌的看法吗？

江章平：关于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费一些文字了。
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西方崇尚基督教等，宣扬人生而是有罪的，实质上崇尚的是“人之初，性本恶。”中国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母系时代的特征，譬如女娲造人就很可能是母系氏族文化留给后人的一个符号，当然女娲造人这一神话在后世也有再加工的因素。因为人性本善，很自然地便发展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归心，有利于增强一种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中国很早便以一个统一体而存在着，诸如尧死在陕西，舜死在广西，禹死在浙江，这很可以说明早在秦始皇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便存在着对中国广袤大地的有效统治。我个人觉得儒家思想实质上表达的是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追求，就如同我们在经济活动中需要尊重经济秩序一样。经济活动需要一种秩序性，社会活动也是需要秩序性的，对儒家思想的盲目否定其实是种浅见。在各民族文化早期，信仰“性本善”或者“性本恶”对诗歌主旨并无实质上的影响，因为那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需要集合群体之力以抗时艰，所以这时期的诗歌都洋溢着一种十分阳光的氛围。进入到现代时期，诗歌便开始出现分歧了，现代派的诗人们开始对人类精神产生了怀疑，对诗歌产生了异见。于是波德莱尔便打出了“从恶中发现美”的旗帜。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打出现代旗帜的诗人，他必须得继承前人的一些合理性的因素，雨果甚至盛赞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了浪漫主义，“像星星一样闪耀在高空。”他之后的诗人则越走越远，对精神的否定越来越激烈，令人瞠目结舌。
另外一个方面在于西方诗歌存在西方诗歌难以避免的缺陷。譬如西方诗歌无法从某种程度上艺术地表达个人情感，多以简单地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之，所以西方诗歌浪漫派诗歌只能是种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不可能持久，浪漫主义在西方是诗歌一时之高潮，很快也将陷入低潮之中。中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则可以从屈原到毛泽东绵延长达几千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诗人懂得艺术地表达个人情感。诸如雨果，虽然被誉为法国浪漫主义诗歌最伟大的巨擘，事实上我对他的诗歌并无多少感受，可以说一首诗都不会打动我，我更为看重的还是他的小说。再如里尔克有一首诗《失去眼睛》：“失去眼睛我仍能看见你/失去耳朵我仍能听见你/没有脚足，我仍能走向你/没有嘴巴，我仍能呼唤你/折断我的双臂，我就用我的心/紧抓住你，就象我仍有手/停住我的心，我的脑还会跳动/你再会将火焰掷进我脑里/我愿在我血液上携载你。”这首诗表达爱情的方式之恐怖可以同吕后相媲美，吕后不是曾经“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烷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吗？”西方人虽然会十分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不过在诗歌中如何巧妙地表达却是短板，远不如中国古诗之精妙。
因此，西方现代派诗人主张诗歌应该摒弃情感，拒绝浪漫主义，这在西方或许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按照西方诗歌这条道路古典诗歌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舍此之外，并无其他道路可走。当然，西方之现代派诗歌实践其实也是越走也狭窄。当然，古典主义是回不去了，现代主义也同样会遭到后来人的否定，所以现代派诗歌的各种主张实在是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不过都不能持久。西方诗歌会在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被打倒几百年之后重新祭起禁欲主义的旗帜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诗歌会被这些诗人们所妖魔化，借用文革时的一句话便是自绝于“人民”。现代派诗歌在西方业已走进一条死胡同，只不过西方诗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觉悟的。
同西方一样，中国的现代派诗歌实践在最初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解放前的现代派诗歌就产生了许多名篇。发轫于文革后期与改革初期的朦胧派诗歌也显示出其不可磨灭的魅力。这之后的现代派诗歌就很难说了。早期学院派诗人的诗因为经营些鬼画符桃般的文字，当代诗人用白话文写的诗歌居然比古人用文言文写的诗歌更费解，自然无法得到读者的认同了。于是现代派的诗人干脆便反其道而行之，打出了口语诗歌之旗号。不过口语诗歌，因为不认同许多传统的行之有效的艺术创作方法，并无多少艺术特色可言，诗思本身就平淡无奇，却试图又口语来冲淡这种诗意，自然就更平淡无味了。
在此我不妨列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于坚写过一首诗《在漫长的旅途中》，与之相仿佛的是多少年前俄罗斯诗人柯罗连科写过一篇《火光》的散文诗，我曾认为于坚是在借用这首散文诗的灵感，不过于坚先生自己解释说他在写这首诗时并不知道柯罗连科的文章。好吧，就算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合理性地认为在不同时期中外诗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不过柯罗连科的《火光》却是堪称震烁古今的名著，于坚的诗歌却太过平淡了。诗歌是可以写得平淡些的，但平淡无奇就无从给人艺术享受了。诗歌多少是得要有语言特色的，网络时代有很多话十分流行，例如：“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句话之所以十分吸引人，因为它富有语言特色。诗歌有诗歌的语言特色，譬如古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诗歌前面的内容是平淡的，因为最后一句之画龙点睛便蓦然增添无穷的艺术魅力。于坚的诗歌通篇毫无任何亮色，这样的诗歌居然能赢得诸多人的拥趸，实在是咄咄怪事。可以说同中国古诗相比较起来，这首诗根本不算是诗，至少是毫无艺术性的诗。说句实话，看口语诗人的诗真不如看一些网络流行语言，至少这些流行语言还懂得什么叫语言特色。
继口语诗之后，“垃圾派诗歌”与“下半身诗歌”相继出现。闻一多先生曾在《死水》一诗中愤怒地写道：“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诸多现代派诗人却真的妄图在丑恶中开垦，不仅显得十分白痴，而且十分荒谬。诗歌不是不可以否定，问题在于诗人必须得有自己的坚持，否则只会是毫无原则性地追腥逐臭。就实质而言现代派诗人们推行的仍旧是文革时的那一套，只不过文革时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现代派诗人却演变成“下半身有理，垃圾无罪。”最终营造出如同文革时一样的诗歌沙漠却是一律的，现代派诗人无端地自视甚高，仿佛在引导时代潮流，然而在风潮冷却之后恐怕只会遗留下一片神鸦社鼓。现代派诗歌过度盲目地推崇西方现代派，譬如韩东在一篇文章就曾有言：“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趋向于一致，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传统的人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越来越相似、雷同、不分彼此。这乃是大势所趋。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种一致的倾向是有方向性的，西方当代文明以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为后盾，成为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个人竞相模仿和认同的对象。如今的河流自东向西流去，条条大道、小路通向罗马。在此趋于一致的图景中，东、西方的处境、作用是不尽相同的。西方的中心地位导致了它在交流中的相对被动、守成和稳固不变。全球化的另一个更为确切的说法，就是西化。”这还真是奇怪了，难道写些平淡无奇的口语诗歌也得向西方诗歌取经吗？没有西方现代派诗歌，这些人甚至话都不会说了吗？他的表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观点，即中国诗歌应该也必须是毫无民族特色的，成其为西方诗歌的一条支流，一种附庸。中国诗人其实只要学好英语作一些翻译工作也就够了。总之，西方现代派诗歌所寻找不到的出路，中国的现代派同样无法抵达彼岸。


主持人：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诗歌，也探讨了那么多的诗歌理论，那您能讲讲您是如何开始写诗、并让您如此的沉迷诗歌的呢？对您影响最大的诗人又是谁呢？

江章平：我最初对诗歌并无什么概念，仅仅只是在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对诗歌发生浓厚兴趣。现实的情感纠结应该占据了更多的因素吧，有些情感是会影响终生的，基于此，我想我是很难接受那种一味否定情感的诗歌作品与诗歌潮流的。北岛曾说过一段大意如此的话，文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已经被彻底摧毁，因此，只能他们这些没有经过专业培养的人士担当起中国诗歌的重任。现阶段的情况大体与之相似，现代派的诗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中国的大学校园，这些教授是否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当代中国诗人恐怕还是一个疑问。中国诗歌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将为中国诗歌真正赢得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语语权，不过文学系的莘莘学子们是否能担当得起这一历史重任尚是个疑问，这一重任最初无疑将降落在非专业人士身上。这意味着这些人要克服自身的学养不路的问题和不断否定自己的困惑，克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者、没有掌声的困境，还得克服中国文化体制的弊端。总之，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
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国古诗，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够在古诗与现代诗歌之间嫁接起一座桥梁，做些开路先锋的工作。


主持人：现在的诗人也好，作家也好，都渴望自己的作品出版，渴望自己的作品被印刷成铅字的那份喜悦，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无比的珍爱，但是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作品的销量问题，即使再怎么不在乎，也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熟知和认同，这无需隐藏。那我想问问江章平老师，您出版这本诗集，市场的销售情况是怎么样呢？有没有想对自己或者对自己的作品失望过？

江章平：确切地说我的诗歌销量并不好，诗集的大部分甚至被家人当作垃圾废品处理掉了，我想这应该不是我的诗歌作品有问题，或许我只是生错了一个时代。不过我对于写诗并不后悔，对于出版这部诗集也并不后悔。

主持人：一般来说，写诗的人，总会是孤独的，那您在现实生活中，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吗？会有人对您不理解或者是直接的抵触吗？那您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江章平：诗人天生是孤独的。理想与现实是十分冲突的。我是一个精神至上主义者，在这样的时代自然会显得与众不同了。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主持人：最近听说江章平老师的小说也完稿了，那江章平老师，这次您还会给自己的小说出版发行吗？那您对未来的期许又是什么样的呢？

江章平：小说暂时没有出版计划，中国的出版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制度，因此在这方面我对于未来已经没有太多的期许了。


主持人：我们红香阁文学网的作者也有很多熟知您，而且都很敬佩您，您能给我们红香阁写几句祝福的话吗？希望有了您的祝福，我们好像文学网会越走越远的。更会把文学的魅力传递给中国文学的新生代。

江章平：中国诗歌之最低潮莫过于如此，中国诗歌不会死亡，会有凤凰涅槃的一天。相信红香阁会引导一种文化潮流，谢谢！

主持人： 再次感谢江章平老师接受我们红香阁文学网旗下《文艺微访谈》栏目的专访。同时也祝愿江章平老师生活愉快，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下期访谈再见！